□徐 輝
初冬午后的陽光斜照入窗，在徐馳書法工作室的地面投下斑駁光影。此處出則繁華街市，入則幽靜天地，古琴泠泠，茶煙裊裊，墨香暗浮。宣紙之上，筆鋒游走如龍蛇騰躍，墨跡暈染似云岫舒卷。在這方靜謐場域中，古今文脈仿佛隨著墨韻悄然流淌，每一次提、按、轉、折都承載著千年沉吟，每一處濃淡虛實都張揚著性靈飛升。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湖南省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岳陽樓區(qū)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湖南理工大學特聘教授徐馳的書法藝術，便是在這般情境中生長、成熟，最終凝聚成一種既深植傳統(tǒng)又直面當代的獨特表達。
本真之境：筆墨間的人格站立
“真”在書法藝術中，是超越技法層面，直指書家精神內核的品質。觀徐馳書法，首先觸動觀者的便是那撲面而來的“真氣”。這“真”并非僅指書寫內容的準確無誤，更指向其筆墨線條中毫無矯飾、自然流露的本真狀態(tài)。
徐馳用筆的純粹，體現(xiàn)在其線條的沉靜扎實之中。他的筆下少有浮華炫技之態(tài)，多的是如屋漏痕般自然、如錐畫沙般有力的質感。在他書寫的《楷書四條屏》等作品中，起筆、行筆與收筆的過程清晰可辨，手腕的發(fā)力與氣息的吞吐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我手寫我心”的直接坦蕩。筆畫雖縱橫捭闔、搖曳生姿，卻無迎合流行書風的刻意扭曲，也無營造視覺沖擊的故作張揚。這種用筆方式，源于他對傳統(tǒng)筆法的深刻理解——從“二王”帖學的精致灑脫，到顏真卿的沉厚雄渾，再到漢魏碑版的古樸天趣，皆經其消化吸收，最終化為己用。
徐馳書法的“真”，同樣顯現(xiàn)在結字與章法的自然天成之中。他的字結構往往因勢而生，不拘泥于某家某派的固定模式。以他書寫的《李白詩三首》（楷書）為例，字與字之間既有獨立姿態(tài)，又形成氣息貫通的整體。在章法布局上，疏密有致、虛實相生，仿佛信手拈來卻處處合乎情理，充滿隨機生發(fā)的趣味。這種“無意于佳乃佳”的境界，正是內心之“真”在宏觀布局上的外化。
這份“真”讓他榮獲第十三屆中國藝術節(jié)優(yōu)秀作品獎、湖南省“三湘群星獎”銀獎、湖南省第一屆文學藝術獎、湖南省第八屆藝術節(jié)“齊白石獎”、岳陽市第二至六屆文學藝術獎，其作品入展全國第九、十、十一屆書法篆刻展并獲獎，且已出版?zhèn)€人書法作品集五部。
生命吟唱：情感驅動的筆墨律動
書法是無聲的音樂，是紙上的舞蹈，其核心驅動力便是“情”。徐馳的書法充滿了強烈而真摯的情感張力，筆墨仿佛是他感性生命的延伸。
他的“情”，首先通過線條的節(jié)奏與韻律得以彰顯。當其心緒激昂時，線條如大江奔涌，一瀉千里，筆勢連綿，氣貫長虹；當其心境恬淡時，線條則如小溪潺潺，舒緩自如，溫潤含蓄，余韻悠長。觀其行草書作，飛白與連帶間可感受到不可抑制的澎湃激情；賞其楷書和隸書，沉穩(wěn)筆畫中則體味到靜穆深沉的敬意。這種情感變化與書寫內容緊密相連：書李白之詩則筆走龍蛇、恣意灑脫；錄經史典籍則端嚴凝重、氣度雍容。內容是情感的觸發(fā)器，筆墨則是情感的放大器與載體。
徐馳善于用墨，濃淡枯濕，盡得其妙，使墨色成為抒懷的獨特語言。飽蘸濃墨時，下筆渾厚華滋，情感飽滿充沛；飛白干筆處，則蒼勁老辣，情緒內斂深沉。這種對墨色的精妙控制，使其作品在二維平面上營造出三維的視覺與心理空間。
徐馳的書法是“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的生動實踐。其作品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觀者能透過那些抽象的點畫線條，真切觸摸到藝術家鮮活、溫熱、跳動著的內心世界。無論是丙申春月所書林逋《山園小梅》中筆致的清雅溫潤，墨韻氤氳如沾染月下梅魂幽香；還是己亥秋月錄韓翃《送客歸江州》時筆意的成熟蕭散，與詩中秋日江景渾然一體——他的筆，始終是為情而驅動、為情而吟唱的生命樂器。
立象盡意：境蘊營造的審美空間
“境”是書法藝術所追求的至高層次，指向由筆墨構建的整體氣象、格調與意境。徐馳書法尤為注重“境”的營造，其作品常能引領觀者進入廣闊深邃的審美空間。
這首先得益于他深厚的學養(yǎng)與對湖湘文化的深刻體悟。作為岳陽書家，八百里洞庭的浩渺煙波、千古名樓《岳陽樓記》的“先憂后樂”精神，早已融入其血脈與藝術基因。因此，他的書法境界中常懷有一種宏闊氣象與沉雄格局。在其大幅行草作品中，觀者分明能感受到“氣蒸云夢澤”的磅礴與“波撼岳陽城”的雄渾。這種“境”非簡單的物象模擬，而是將自然造化之偉力與人文精神之崇高，通過書法語言進行提煉升華，最終凝結成撼人心魄的藝術氛圍。
徐馳書法的“境”，源于他對“計白當黑”這一書法美學精髓的深刻把握。他不僅經營有筆墨處，更精心經營無筆墨處的空白。在其作品中，空白不是被動的剩余，而是主動的參與，是氣息流動的通道，是意蘊生發(fā)的源泉。疏可走馬，密不透風，通過虛實、疏密的強烈對比，在紙面上創(chuàng)造出充滿張力的空間感。這種空間感引導觀者的視線與思緒在字里行間游走、停頓、遐想，共同參與“境”的創(chuàng)造。
徐馳筆下的線條與墨色，常能引發(fā)文學性的通感。寫張旭《桃花溪》“隱隱飛橋隔野煙”，用墨輕淡，筆意朦朧，確乎有“隔”的視覺效果；寫義凈詩“路遠碧天唯冷結”，筆畫瘦硬，墨色枯淡，寒意似從紙背滲出。這種將抽象筆墨轉化為可感意象的能力，使其書法成為“可視的詩”，成功營造出超越字形本身的“畫外之境”。
詩心墨痕：古典意象的當代棲居
書法之于徐馳，絕非單純的技巧展示，而是對古典文學精神進行視覺化詮釋的深度實踐。其書體選擇與詩文內容之間存在精微而深刻的默契，使“形式”與“內容”在更高層面達成共振。
楷書之莊敬與史詩之厚重完美結合，如他所書《石濤詩三首》取法魏碑與唐楷精髓，結字方整峻拔如《張遷碑》之古拙樸厚，筆力沉雄內斂得顏魯公筋骨。行草之流變則展現(xiàn)情感流動的萬千氣象，書韓翃的詩時筆致清麗爽健，行筆從容舒展如隨客舟共賞秋色；書蘇軾詞時風格陡變，筆墨節(jié)奏完全成為詞人心路歷程的同步映現(xiàn)。
尤為精彩的是其以楊維楨筆意所書的《黃庚詩二首》（丙申冬月）。徐馳化用楊維楨奇崛峭拔、帶“亂世氣”的書風，在行草中融入濃厚碑版趣味。線條時見飛白枯筆，如“潮聲寒帶雨”之“寒”字，筆鋒澀進，似有朔風蕭瑟之感；結字攲側多變，如“客懷正愁絕”之“愁”字，重心陡險，將詩人羈旅愁悶凝固于字形之中。這種“以碑入草”的嘗試，不僅豐富視覺張力，更深層挖掘并外化了黃庚詩中沉郁蒼涼的末世情懷。
徐馳的書法創(chuàng)作，是對“古”與“今”關系的深刻思考與實踐。在他的筆下，“古”不是僵死的標本，而是可以對話、可以共鳴的鮮活生命；“今”也不是無根的浮萍，而是在深厚傳統(tǒng)滋養(yǎng)下生發(fā)的新枝條。他以筆墨為媒介，穿梭于石濤的孤憤、蘇軾的曠達、林逋的幽獨、吳均的清新之間，使書法成為一座座微型的文學紀念碑，是古典詩魂在當代宣紙上的生動棲居。
守正出新：傳統(tǒng)脈絡中的當代探索
“變”是藝術生命得以延續(xù)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徐馳的書法之路，是一條恪守“守正”根基、勇于“出新”探索的道路。
他的“變”，首先建立在“守正”的堅實基礎之上——對二王典雅、顏魯公雄渾、蘇東坡爛漫及漢魏碑版古樸的系統(tǒng)臨習研究，使其筆下可見傳統(tǒng)血脈與基因，但他絕非亦步亦趨的模仿者。徐馳的“守正”，是守住書法藝術的核心筆法與精神氣格，而非拘泥于某家某派的皮相。正是有了對傳統(tǒng)的深刻理解，他的“變”才有了堅實的立足點和明確的方向，避免了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種態(tài)度，讓他成為當代書壇中少數(shù)能真正“入古”而后“出新”的書家。
在“出新”層面，徐馳的“變”主要體現(xiàn)在風格融合與形式語言的當代轉化。他善于將不同書體、不同經典的養(yǎng)分進行有機融合：在行草中融入隸書筆意以增古拙之氣，在楷書中參以魏碑體勢以強化結構張力。這種融合不是生硬拼湊，而是經過自身審美過濾后的自然流露，最終形成既古意盎然又具現(xiàn)代視覺張力的個人風貌。同時，他注重作品在當代展廳文化中的視覺效果，在章法構成、尺幅形制、材料運用等方面進行大膽嘗試，使古典書法藝術能與當代審美語境進行有效對話。其作品多次入選全國性大展并獲獎，正說明這種探索得到了專業(yè)領域的認可。
在書法創(chuàng)作上，徐馳一直是清醒而明智的，既恪守傳統(tǒng)，亦尋求創(chuàng)新。他深知，沒有傳統(tǒng)的“不變”作為根基，創(chuàng)新便是空中樓閣；而沒有面向時代的“變”，傳統(tǒng)也將失去活力。他的藝術實踐，生動詮釋了“筆墨當隨時代”的內涵——所隨者，非膚淺之時髦，而是時代精神中對深度、對永恒性的內在渴求。
從筆墨本真的自然流露，到生命情感的誠摯吟唱；從境蘊營造的深遠空間，到詩心墨痕的古典回響；再到守正出新的自覺探索——徐馳的書法藝術構建了一個多維度的審美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真”“情”“境”“變”相互交織，傳統(tǒng)與當代對話，個人心性與千年文脈共鳴。他的創(chuàng)作告訴我們：真正的書法創(chuàng)新，從來不是對傳統(tǒng)的簡單否定或膚淺改造，而是建立在對傳統(tǒng)深刻理解基礎上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只有當書家的個體生命體驗、時代精神訴求與古典藝術精髓達到深度融合時，才能產生真正打動人心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