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衍清
清咸豐年以前，岳陽城區沒有像樣的商業。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岳陽正式開關，銷售“洋貨”和本地土特產的店鋪逐漸增多。岳州府城南門外一帶，地勢寬平，人煙稠密，適合商品流通，逐漸形成了以南正街為中心、輻射城南大街小巷的商業網絡，演繹了洞庭南路的百年繁華。
“戴半邊，周百年”
清代中晚期，由岳州古城南門瞻岳門經橫跨汴河的吊橋，行數十步就是南正街。清光緒《巴陵縣志》稱南正街“北通吊橋，南連天岳山，東有竹蔭街，西為街河口，長僅二百零二步。”因南正街毗鄰水運碼頭街河口，地勢寬平而稍高于水岸，洪水不侵，使這里逐漸成為日益繁華的岳陽城區商業中心。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開業于南正街的“景長春百貨店”，擁有資金3萬銀元，經營自漢口運來的洋針、洋線、洋鞋、洋帽、洋火、洋筆等日用百貨與合頁、插銷、風鉤等五金制品，銷售范圍除本埠以外，還遍及鄰縣和湖北的監利、石首、洪湖新堤等地，是南正街開業最早、資本最雄厚的百貨店。
臨湘人氏錢自林在南正街開有“錢記絲線茶葉鋪”，是岳陽首個將蘇杭養蠶、繅絲、搖絲、制絲技術傳入岳陽的商家。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店的“戴同興南貨店”勢力雄厚，該店首先在天岳山建有面積500平方米的“大型醬園”，后在南正街設戴同興南貨號門市部，鼎盛時店員70多人，投入資金6萬多銀元。1928年，“戴同興”再次集資18000銀元，建“戴同興泰南貨號”。
無獨有偶，戴姓商人都在南正街做得風生水起。清末民初在南正街開業的戴協泰綢布店擁有流動資金10萬銀元，并在城區擁有多家店鋪。民國五年（1916年）先后在河南洛陽、臨汝等八縣當過縣令的戴祝仙回鄉后與戴云卿、戴品卿、戴學軒四兄弟在南正街中段開設“戴豫康綢布店”，營業面積達500平方米，并在店后院內建有別墅，號“怡景樓”，內有花園和魚池，無論資金和規模都是南正街綢布業的頭塊牌。僅次于“戴豫康”的還有南正街與竹蔭街交接處的“戴和隆綢布店”。由于南正街有好幾家戴姓商鋪，規模大且生意好、口碑好，時稱“戴半邊”。
除戴氏家族外，周氏家族也是南正街的“名門望族”。清代中葉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做過翰林的長沙縣商人周渤及其兄弟4人在南正街開設了“周德馨醬園”，臨街鋪面用作零售店堂，后設加工作坊和倉庫，備有大醬缸300余口、大鹵海50余個等釀造設施和工具，主要生產龍鳳醬油、五香豆豉、什錦甜菜、芝麻細醬等調味食品。由于工藝獨特、管理有方，周德馨醬園從1819年到1956年公私合營一直生產經營了137年，濃濃的醬香浸潤了岳陽城區幾代人的記憶。
周姓家族還有周權姐弟3人，1936年在長沙認識岳陽南正街“毛華盛綢緞匹頭號”老板毛藝圃，毛老板認為周氏三姐弟烹飪水平高，岳陽又有湖鮮之便，便借給周權三姐弟1000銀元作資本，由長沙遷來岳陽南正街，租賃臨街門面辦“味腴酒家”。店名取自古人“委命供已，味道之腴”之意。酒店開張后以魚席和各種特色菜肴、小吃獲得本地顧客和南來北往旅客的青睞，日營業額高達200銀元。
輻射的商業版圖
百年前的岳陽城區商業，宛如一把偌大的“岳州扇”，以南正街為扇柄，正中的扇面分布著天岳山、金家嶺、乾明寺、羊叉街、塔前街、先鋒路、呂仙亭、小港、南津港；東面有竹蔭街、三教坊、上下梅溪橋等大街小巷；西邊延伸到通向洞庭湖的街河口、洞庭廟、油榨嶺等。扇柄兩側東為茶巷子，西為魚巷子。
粵漢鐵路長武段于民國四年（1915年）通車后，洞庭南路一帶水陸交通更加便利，南北商旅來岳牟利，流動人口增加，促進了商業繁榮。古老的城市，日趨繁華，欣欣向榮。
商業旺，娛樂興，城南一片還涌現了好幾座戲園，紅氍毹上，響遏行云；汽油燈下，燈紅酒綠。一家以發電照明為業的東海電燈公司也應運而生，雖然最初的發電量只能供455家商戶和40盞路燈照明，但也給古城帶來了些許現代商業氣息。商業的繁榮與流通還使人口稠密的城南興辦了一批由不同籍貫的外來商戶組成的會館、會所。如塔前街長沙籍商人為主的“長郡會館”；下街河口衡陽、寶慶籍商人的“衡州寶慶會館”等。林林總總的會館會所為岳陽與周邊地區商業往來和商品買賣提供了便利。
岳陽本土的工商業者則成立了商會和各個行業分會，1931年時有商會會員5100多人，而當時岳陽城區人口僅3萬余人，可見從商人員之盛。1935年，以城南為中心的各業店鋪超過500家，已是湖南省八大都會商埠之一，其地位僅次于長沙。形成南貨、北貨、綢緞、食雜、中藥、旅棧、金銀首飾等18個行業分會。
一批商界奇人在岳陽脫穎而出：毛藝圃創辦“毛華盛綢緞匹頭號”，經營得法，鼎盛時期，年銷售額30萬銀元、盈利8萬余元，設一分店兩門市部；陳小平清末曾任甘肅臨洮縣知縣，回岳后購30輛黃包車運營便民，任縣商會會長時，以士紳身份與進駐岳陽的北洋軍閥周旋，保護商戶免遭搶掠；“戴豫康”老板戴祝仙熱心公益，在民國九年岳陽樓修葺工程中帶頭捐助巨資；“錢記線鋪”的錢有蒙熱愛戲劇，常資助京劇、巴陵戲演出，成為一代儒商。
七載劫難百商蒙塵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年11月11日，日軍侵占岳陽城，岳陽商業遭受重創，大批商戶趕在日軍占領前逃難。被迫滯留的少數商戶因南正街和竹蔭街等主街被劃為日軍軍事區無法經營，只能在劃為難民區的梅溪橋營業，這時全城人口減少到4000余人，從商人員銳減到200多人，而且只能做些日雜、食品等難民必需的日用小商品生意。
日本占領軍則用淫威規定棉花、布匹、食鹽、鐵釘、鐵絲、電料等所謂“軍用專賣品”只能由日商開設的洋行經營，有的商品直接由日本憲兵隊壟斷。岳陽城區日商開的東亞洋行、三浦洋行、永戶洋行等12家主要日商壟斷了城區煤油、食鹽、百貨、南貨等商務市場，連所謂“良民證”上的照片都統統由日本人開的“大冢照相館”包攬。
盡管在日軍鐵蹄下艱苦經營，但岳陽淪陷七年時間，城區商人表現了高尚的愛國情操。早在日軍占領前，川軍王瓚緒部由長江上岸開赴前線，軍裝單薄。漆永隆百貨店、鐘艮記南貨號等商店，自發捐贈棉背心五百件，數量雖微，但表達了愛國熱忱。城區淪陷期間，又有愛國商人從洋行零星購買囤存軍用物資，然后改換包裝、壓縮捆緊，外用油紙包扎，放入一糞車底板偷運出城，送交抗日游擊隊，為此有的商人付出了生命。七年淪陷期間，岳陽城區民族工商業主無一人資敵。
抗戰勝利后，外出逃難的商戶陸續回城，但面臨的是一片廢墟。有的逃難歇業開銷大，囊中已空，且身體倍遭摧殘，元氣大傷，無力復業，尤其是繁華的南正街被日軍列入軍事區后大多數商鋪成為斷壁殘垣，慘不忍睹。外出逃難7年之久的“戴豫康”“戴和隆”“戴同興泰”等老字號均因無巨額資本復業而黯然退場。“嚴萬順老藥號”老板回城后幾經輾轉，先是在梅溪橋開小店掙錢，后又變賣掉鄉下祖產，湊集了資金才得以在南正街“嚴萬順”原址復業。還有趙舜臣的“華福”、李應祥的“和記”、楊坤齡的“松鶴齡”等藥號分別在南正街、天岳山復業。
曾經擁有巨額資產的“周德馨醬園”老板周德仕面對一大堆廢墟束手無策，只能與醬園的師傅合資才在南正街原地建房恢復了營業。
鳳凰涅槃繼往開來
劫后重生的南正街仍以它獨特的商業優勢吸引本城以及周邊臨湘和一江之隔的湖北監利、洪湖等地的商戶來南正街開店。臨湘人朱慰初原是抗戰期間從漢口偷偷進布后在臨湘白羊田、八百市一帶肩扛背馱販賣的行商。抗戰勝利后用掙下的錢到岳陽南正街與街河口交匯的黃金地段開了一家“福康和綢布店”。南正街的另兩家大綢布店“福慶”和“永泰和”也都是在鄉間販布掙錢后從臨湘遷來的布商。其中“永泰和布店”共籌集資金4萬銀元在南正街修建門面，于1947年2月正式開業。
一些靠做小生意積累了資金的小商小販也由行商變坐商。如筆者父親劉子文就是靠卷紙煙賣油條掙錢并在韓家灣碼頭扛包挑籮的叔祖父劉治安幫襯下，在緊挨慈氏塔的羊叉街開了一家專營針線鞋帽、牙膏牙刷、手電筒、文具等小百貨的“民生百貨店”。從沅江逃難回岳的“味腴酒店”周權三姐弟先是在天岳山租賃地皮，建成上下兩層、前后兩進的店堂，高薪聘請了李春桂、張志宏、張克亮等一批名廚，開發了“巴陵全魚席”和小籠湯包系列面點，生意格外火爆，連國民政府的高官白崇禧都曾在此就餐。
岳陽東鄉烏江人劉美林15歲到湖北監利學做包面（餛飩）手藝，抗戰勝利后回岳陽在乾明寺一號門前搭棚坐擔經營，后來成為岳陽著名餐飲“九益包面館”創始人。
與民生攸關的80余家日雜店多在梅溪橋；70余家水果店分布街河口、金家嶺等地。岳陽魚米之鄉，156戶漁業商戶集中洞庭湖畔魚巷子、街河口等處。14家照相鑲牙鐘表店，3家在岳陽樓，余在城南，羊叉街“容華照相館”最大。金店抗戰前在南正街、竹蔭街，光復后擴至城南（含呂仙亭），知名有“老寶盛”等7家。城南知名南貨店有“協盛祥”等，大百貨店有“錢茂盛”等，綢布業有“和和”等。文具印刷店南正街有“大中”“永豐”，余在天岳山等地，知名有“胡祥云”等。先鋒路、觀音閣有43家旅社（如“九如”），城南有41家茶館（如“君湖”）。
1949年7月20日，岳陽城區和平解放，人民政府調整對私營企業的政策，鼓勵和扶持私營商業擴大經營，繁榮經濟，1950年2月統計，有行商75戶，座商782家，攤販1061人，從事門店商業人員3239人。1956年城市工商業實現公私合營，并逐步過渡到國營、集體、合作商店。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城市的發展，岳陽商業版圖已由原來的偏居洞庭南路一隅逐漸東移北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斗換星移，繼往開來，岳陽民族工商業界的發展歷程和他們為岳陽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作過的貢獻,永留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