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衛華
在鄂南湘北的山水間，聶家市這座古鎮的故事，始終與茶纏繞共生。咸豐、光緒年間的官碑上，茶事是反復提及的印記；《湖南省臨湘縣地名志》的記載里“接駕市”的舊名背后，藏著茶坊林立的過往。它枕著聶市河的碧波，占盡濕潤氣候與微酸性黃壤的天時地利，不僅孕育出滋味醇厚的茶葉，更成為連通南北、遠及歐亞的茶路要津。從屈原筆下“桂椒湯”的雛形，到清代青磚茶在萬里茶道上的聲名，這片土地的興衰榮辱，早已融進每一片茶葉的脈絡里。
溯源：從楚地椒茶到唐代邊銷
臨湘之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屈原在湖湘時曾寫下了《天問》《離騷》《九歌》等千古絕唱，其中《九歌·東皇太一》云：“蕙肴蒸兮蘭語，奠桂酒兮椒漿。”其中提及的“桂椒湯”就是江南楚地聶家市區域最初“椒子茶”之雛形。
唐德宗建中年間，朝廷派遣“魯公”出使西域，帶去了湘北地區的“?湖茶”，一度成為藏區上層社會的愛飲之茶，此乃湖南最早的邊銷茶。邊疆少數民族多食牛羊肉、青稞，腥肉之物非茶汁不消，青稞之脹，非茶不解。同樣牧區的牲畜也會吃茶汁緩解“青草脹”。“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他們對茶的渴望和依賴就像魚兒離不開水。
唐宋以來，朝廷一直掌控著南方的茶業資源，充分利用邊疆少數民族對茶的依賴實施懷柔，竭力維護邊疆和平穩定。茶也因此成為朝廷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之一，是治邊維穩的溫柔“武器”。
興盛：明清茶路與聶市崛起
明朝隆慶二年，福建漳州月港開放，允許海上貿易，倭匪之亂逐漸平息。隆慶四年，兵部尚書方逢時利用蒙古俺答汗孫子把漢那吉投降，和張居正、高拱、王崇古等人，首議促成了“隆慶和議”，中蒙友好互市，連接了通向蒙古和俄羅斯的貿易路線，從而拉開了萬里茶道的序幕。
明代以來，隨著朝廷“以茶治邊”政策的推行，茶葉需求量也越來越大。兵部提議派官員前往鄂南湘北一帶購茶易馬，交送甘肅、寧夏、陜西等地守軍備戰。
至清初，因茶政改革、推行“茶引”制度，各茶區的茶葉生產種植規模繼續擴大，兩湖（湖南、湖北）茶迅速崛起，北以赤壁羊樓洞為中心，南以臨湘聶家市為中心。而把聶家市之茶推向極盛，推向歐亞國際貿易大舞臺，還是得益于清代的山西茶商，得益于聶家市青磚茶。
聶家市之茶有過多次演變：唐以前為曬干或不曬干的散葉茶；唐代為蒸青團餅茶，似膏若面，已無散茶的青草氣；宋代發展為炒青餅茶、散茶體積大，易霉變，南茶北調，運輸不便；明代中葉緊壓茶應運而生，先篩揀茶葉，再用蒸汽加熱，然后用腳踩成圓柱形的“帽盒茶”，因以篾簍包裝，又稱“簍茶”。這種“帽盒茶”便是青磚茶的前身，也是我國“茶馬古道”南方起點的最早產品。
從清康熙年間起，開始壓制磚茶。其磚方形，故稱“方磚”。所謂方磚就是青磚，呈方形塊狀，大小規格有多種，每塊重量在1斤至6斤不等。磚茶比帽盒茶，大有改進，結構緊密，表面光潔，規格一致，水分適量，貯運方便。
轉折：晉商、俄商與茶市變局
早在明代中期，福建武夷山茶區便是晉商的核心制茶與購茶基地，在歐洲，武夷茶幾乎成了中國茶的代名詞。但到19世紀50年代，局勢發生巨變：一方面，“五口通商”后，英國商人及沿海商幫壟斷武夷茶產銷，晉商面臨激烈競爭；另一方面，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太平軍在江南、閩北與清廷對抗，不僅破壞茶葉生產，還阻斷了晉商入閩通路，加上清廷為籌措軍餉增設關卡、征收厘金，晉商運茶成本陡增，亟需尋找新的茶區基地。
此時，鄂南湘北的“兩湖茶”已聲名鵲起，嗅覺敏銳的晉商將目光投向聶家市。對晉商而言，聶家市的優勢顯而易見：作為湘北核心茶產區，它產茶歷史逾千年；水運便利，茶葉從土地巷、康公廟、九如橋等碼頭下聶市河，經黃蓋湖入長江，再至樊城老河口，水路不足400里；上岸后改陸路運輸，可經河南至山西大同，再分兩路分銷——東路經張家口至外蒙古，最終到中俄邊境恰克圖交俄商；西路經內蒙古烏里雅蘇臺、蘇臺等地，延伸至包頭、寧夏、新疆。相比武夷茶，聶家市茶無需中途改包、裝卸，運輸效率大幅提升，很快成為晉商的新選擇。
晉商在聶家市開辦“三玉川”“巨盛川”等茶號，還在羊樓洞設同名茶廠，并與蒙古族最大茶商“大盛魁”建立深度合作。據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大盛魁史料》記載，“大盛魁”于清康熙年間興起，以歸化（今內蒙古呼和浩特）為基地，持清廷營業執照往來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主要經銷聶家市、羊樓洞、羊樓司的紅茶、青茶、青磚茶，營業近百年。當時，聶家市、羊樓洞“三玉川”茶磚以“洞”“川”為標記——“洞”指最早設廠的羊樓洞，“川”為茶廠票號，取“財源如川流不息”之意。經“大盛魁”推廣，帶“洞”“川”標記的磚茶在蒙古族牧民中信譽極高，甚至出現“一頭羊換一塊茶磚”的場景。后來，天順長、興隆茂等茶莊生產的青磚茶，也紛紛壓上“洞”“川”二字，以彰顯地域與品質。
光緒初年，聶市紅茶聲名鵲起，廣東茶商常駐收購，當地經濟空前活躍：居民大興土木，鎮上大小店鋪達200余家，單紅茶一項年交易額便有12萬兩白銀。至清朝末年，紅茶銷路衰退，青磚茶成為主流，山西、武漢茶商接踵而至，茶莊增至10多家。每逢茶市開秤，叫價呼碼聲此起彼伏；扛茶包的腳夫、壓磚茶的工匠絡繹不絕；晨昏時分，揀茶婦女穿紅著綠，呼朋喚友間滿是歡歌笑語。據記載，當時聶市每年老茶交易額達二三十萬銀元，舊時茶刊亦有“光緒末年，茶商每年在聶市出籠10萬多兩銀子”的記錄，這般盛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
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后，清廷開放漢口、九江口岸，俄商迅速在漢口設磚茶廠，用蒸汽壓力機、水壓機改進壓制技術，還深入茶區設廠收茶。因俄商享有海關免征茶葉稅特權，又開辟新運輸線路，成本遠低于晉商。1905年西伯利亞大鐵路通車后，俄商業茶更是如日中天，晉商與聶家市本地商人生意一落千丈。
沉浮：戰火與計劃經濟下的茶業
1938年，聶市隨臨湘部分區域淪陷，至1945年抗戰勝利，淪陷時長近7年。日寇占據期間，茶業生產停滯，商業急劇衰敗。抗戰勝利后，聶市雖有小幅恢復，留存10多家茶行、60多家商號，但受戰前基礎損毀、軍閥混戰余波影響，整體規模遠不及鼎盛時期，茶業持續緩慢蕭條，即便如此，仍有商戶慘淡經營至新中國成立初期。
1953年，臨湘綠茶迎來一段特殊記憶——湖南省中茶茶葉公司總技師楊開智（楊昌濟之子、楊開慧胞兄），購得湘鄂交界藥姑山（龍窖山）湖南側臨湘境內所產“龍窖山茶”，加工后送毛澤東同志飲用，獲毛主席稱贊，臨湘綠茶自此名傳遐邇，生產綠茶也成為當時的“計劃任務”。
1954年，受計劃經濟調整影響，臨湘全縣停止生產青磚茶，僅允許生產綠茶，聶家市也在調整之列。當年4月，臨湘縣統一印發深藍色《臨湘縣綠茶（包括炒青茶）售茶證》，明確規定“憑此證出售，無證不收”“不做老青茶（磚茶原料）或紅茶，做者不予收購”。無奈之下，聶家市人只得停制傳統青磚茶，將數萬斤老青茶送往湖北趙李橋羊樓洞茶區與湖南益陽磚茶廠，導致茶資源與加工脫節，錯失不少市場機遇。
復興：當代聶市青磚茶的回歸
20世紀80年代初期，計劃經濟政策松動，聶家市重啟青磚茶生產。茶人們念及傳統，在茶磚上復用曾長期使用的“洞川”商標，延續老茶號的記憶。但好景不長，1987年，湖北趙李橋茶廠（原羊樓洞茶莊）注冊“中”字牌商標時，一并注冊了“川”字圖案，并向聶家市永巨茶廠提出交涉，要求停止使用“洞川”標記。最終，聶家市茶只得忍痛割愛，與“川”字商標告別。如今走進聶家市老街茶坊，看到的多是“洞庭牌·好湘茶”，當年的“川”字茶已成為難得一見的珍品。
如今，古街的月色依舊皎潔，茶坊的左側便是那條熟悉的巷子，車轍的凹槽在月下泛著青光。我獨自徜徉在古街，如水的月色下，仿佛看到了運茶的漢子們推著一輛輛雞公車行進著，茶坊里的吆喝聲此起彼伏。茶香氤氳，古街南端鄢家橋畔林立的現代化制茶廠房輪廓在月色下竟是那么地清晰。
那一縷茶香，仿佛從未隨時間飄散——它從屈原時代的椒漿韻味中走來，穿越晉商駝鈴下的緊壓茶磚，掠過戰火年代茶箳茶籮的顛沛，如今，正漫入現代化茶廠潔凈的玻璃窗內。一片茶葉，承載的是一方水土的記憶與歸屬。聶家市的茶故事，從不是封存在史卷里的過往，而是藏在每一片茶葉中，從楚地椒茶到當代青磚，始終鮮活，在時光里慢慢回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