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長江
2005年9月初旬，平江街上出現過一道風景線：抗日老兵朱錫純老人，身穿志愿者送給他俏色運動服，頭戴紅色鴨舌帽，胸前戴著國家頒發給他的金光閃閃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六十周年紀念章”，昂首挺胸，在大街上漫步。好英俊！好瀟灑！
朱錫純1924年生。按平江的風俗，大家都喊他“錫老子”。錫老子瘦高個子，由于早年受部隊專業訓練，走路腰桿筆直，盡管滿臉滄桑，兩眼卻炯炯有神，人顯得精明、干練，年輕時肯定是個大帥哥。
記得是20世紀90年代的某一天，朱錫純來找我。我那時擔任平江縣圖書館長。他拿著一疊厚厚的、用普通橫格材料紙書寫的書稿，他說：
“這是我寫遠征軍的一本書稿，請你幫我看看，指導一下！ ”
我的天！一個老兵出身的老農民，讀書不太多，竟寫出一本近三十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來，令我十分驚訝。我細讀了，作者帶著深厚的感情和強烈的責任心，寫他十七歲起，參加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軍新編第二十二師當兵，然后跟著部隊，進入中緬印三國交界處的野人山。那是一片從未開發的原始森林，瘴氣彌漫，不時滂沱大雨……在這種環境下，與日軍交戰。他以生動樸實的文字，細微的描寫，系統地講述了遠征軍在斷糧、疫情、螞蟥、毒蟲、猛獸甚至伴死尸睡覺的惡劣環境下，殺日寇、除緬奸，九死一生。末后，一個師只剩下五分之一的人走出野人山，師長戴安瀾壯烈捐軀。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發表《五律·挽戴安瀾將軍》：
“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冬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作為士兵，朱錫純九死一生，雖然七處負傷，最終僥幸回到祖國。
他在作品中，熱忱歌頌了戰士們誓死抗日，為國捐軀的鐵血精神，詳細記述了此中的艱苦卓絕！
朱錫純曾把書稿送到岳陽，請作家張步真先生看過。1963年，張步真在平江縣安定區工作，朱錫純那時是區里的拖拉機司機，互相都熟悉。張步真先生提了許多修改意見，現在是修改后的稿子。
我佩服朱錫純驚人的記憶力，時隔六十多年了，他不但把遠征軍宏觀戰略、部隊上層人物如史迪威、戴安瀾、杜聿明等人寫得清清楚楚，還能將自己身處他鄉異國所經過的山谷河流、戰術行動，記錄得準確全面，真不簡單。
朱錫純本人的經歷，也是一部活著的歷史。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他進入汽車學校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到湘潭運輸公司開汽車。1962年“大辦農業”，他回到老家平江縣三市公社三星大隊務農。因他修車技術好，又將他調到三市公社、后來又到安定區農機廠修汽車、修拖拉機，還兼任農機站會計。工作兢兢業業，多次受到上級的表彰。他多才多藝。在業余時間，他喜歡讀書，而且讀得極細。一本《紅樓夢》，讀完后他能畫出一張地圖，榮國府、寧國府、大觀園、怡紅院、瀟湘館、稻香村等等，方位座向，都清清楚楚。他會講四川話、云南話、粵語、國語，有時會甩幾句簡單的英語。他還會唱京戲，一曲《空城計》，字正腔圓，京味十足……
對于他的書稿，我也提過一些不成熟的建議。他不斷地加工修改，反復打磨，從未放棄。2010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的時候，《野人山轉戰記》終于由北京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發行。出版后反響強烈，作品是二戰史的一個實例，被認為填補了二戰史的部分空白。
北京電視臺青年女記者李紅慕名來到平江，采訪《野人山轉戰記》的作者朱錫純。這給朱錫純極大的鼓舞，當記者了解到安徽省某地還有一位名叫劉桂英抗日女兵仍然健在，與朱錫純是同一個部隊，當年兩人曾同過野人山，李記者便想促成他們二人見面。這時朱錫純已經76歲，李記者帶著老人去縣人民醫院做了體檢，確認身體可以外出，便同朱錫純一起乘火車來到安徽，兩位抗日老兵55年后重逢，那激動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又一同前往安徽省蕪湖市鏡湖區公園，拜奠了抗日烈士、他們的老長官戴安瀾將軍墓。共同回憶過野人山往事，感慨萬千。北京電視臺播放了這部紀錄片，許多省電視臺也予以轉播，影響很大。
《野人山轉戰記》出版后，朱錫純自己留的存書很少。一些老兵之家、抗日人員家屬，以及一些社會人士，紛紛聯系朱錫純索購此書。朱錫純原先工作過的湘潭運輸公司的領導來平江慰問他時，就要去了幾十本。他便給新世紀出版社打電話。出版社免費又寄了一些書給他，才緩解了燃眉之急。
這時，他高興得像個孩子。
2021年3月，朱錫純老人在平江與世長辭，享年97歲。各方人士前來悼念，靈堂一副挽聯概括了老人的一生：
高風仁者壽，著書言志，春來芳草連天碧；
浩氣野人山，衛國抗倭，君去長歌動地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