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衍清 吳健體
照相技術于1844年由法國人于勒·埃及爾傳入中國澳門、廣州，從此逐漸由南到北，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擴展。岳陽的照相業的歷史可追溯到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距今已有133年。筆者近日查閱相關資料，先后走訪了幾位90多歲的照相業老前輩，并根據作者個人親歷回顧岳陽照相館用光與影凝結的故事。
羊叉街開啟光與影的序幕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岳陽人汪繼真在縣城羊叉街開設了照相館，一直未命名。因當時科學知識尚未普及，有人傳言照相底片是用紅色藥水沖洗的，系攝入了人體的血液所致，群眾信以為真，誤以為照相會吸血、照了折壽。因此照相的顧客日漸稀少而歇業。
光緒三十年（1904年），長江水師兵營炮艦駐扎岳陽，其水師首領之子余松齋（湖北人）酷愛攝影，遂由其父送到武昌黃鶴樓顯真樓照相館當學徒。宣統末年（1911年），余松齋藝成回岳，與汪繼真族弟汪繼成（又名汪劍溪）合伙在與羊叉街交界的油榨嶺開設了“玉壺冰”照相館。1913年，棚廠街小學教員汪幼孚三子汪潔吾在“玉壺冰”照相館學習三年后，與二兄汪慎吾在縣門口開辦了“容華”照相館。汪家兄弟經營有方，照相業務越做越活，遂于1930年分設照相館，由汪慎吾花光洋二千三百元置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棟開“容華”照相館，汪潔吾則仍在老縣門口開設“榮華”照相館。
除余松齋的“玉壺冰”、汪慎吾和汪潔吾兄弟的“容華”“榮華”以外，湖北人吳新庭、吳金元兄弟和孫鳳池也先后來岳陽開設了照相館。其中1927年由湖北鄂城進入岳陽的吳新庭、吳金元兄弟與負責管理岳陽樓的道長簽約，進入岳陽樓兩側的“三醉亭”與“仙梅亭”，分別開設了“天然”和“金元”照相館。
由于岳陽城關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外來商旅眾多，而當時下火車后，岳陽城內只有經先鋒路、塔前街、羊叉街、天岳山、南正街過吊橋至岳陽樓一條“直腸子”街道。因此，隨后一些照相行業從業人員開辦的照相館大都分布在這條如今統稱洞庭南路歷史文化街區的老城區域。除“玉壺冰”“容華”“榮華”以外，還有天岳山的“楚華樓”、油榨嶺的“留真”、吊橋的“宛在軒”及后來羊叉街的“銀星”等照相館。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機多次轟炸岳陽城，迫使居民疏散，商鋪關門。1938年日寇侵占岳陽前夕，“容華”“榮華”“玉壺冰”分別遷往岳陽縣渭洞、華容縣注滋口。其他遷往沅江南大膳等地另謀生計。只有在“天然”“金元”吳氏兄弟店里擔任照相技師的叔叔，不放心兩位侄子的家業，執意留下守店，結果因抵觸日寇被槍殺。日寇占領岳陽8年，只有“大冢”等兩家由日本人所開的照相館（分別開在油榨嶺和茶巷子）靠拍攝所謂“良民證”上的照片盤剝難民。
抗戰勝利后，岳陽照相館業主陸續復業。其中湖北人孫鳳池在岳陽樓下開設了“銀光”照相館，其子孫建民在羊叉街開設了“銀星”照相館。另有趙考壽在茶巷子開設了“遠東”和“唯一樓”兩家照相館。城區內照相業全部經營日光黑白照相，內置玻璃攝影棚，采用藍布、白布活動調光，照相機一般為德國產蔡斯、“蔡納”鏡頭，攝影使用德制“埃克法”和美制“柯達”膠卷，也有使用“柯達”顏料色譜，在黑白照片上手工加繪彩色。也有攝影師走出店門，串街入巷，上門拍照，收費一般略高于店堂，2寸照銀圓6角，4寸照則價格加倍。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穩定，岳陽城里的私人照相館發展到23家，設備仍較簡陋，借用日光在玻璃棚內照相，用活動木制框玻璃架印相。底片與相紙夾在架內，計時以口報數字為準，用日光曝光，用紅紙貼在煤油燈上遮住光線洗相。1956年公私合營，合為7家公私合營照相館。隨后又精簡到“天然”“湖山”“容華”三大照相館。隨著城區普及供電照明，照相工藝有所改善，布景式樣增多，攝影效果增強。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照相工藝有了改進，開始用自動快門電光照相和紅光電燈洗相，并采用了電子定時印相機印相，操作比較靈敏方便且質量可靠。1970年開始，位于南正街的“旭日”照相館開始經營照相器材。但在那個特殊時期，講美即是“封資修”，店里規定只能拍正面照，只能著青、藍和綠色服飾照，布景、姿勢、發型等均有限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照相行業迅速發展，“光和影”的照相技術和原來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尋常百姓家。
照相人不為人知的故事
照相機普及之前，岳陽城區從事專業照相的人并不多，從清末到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照相館從業人員僅發展到62人。即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6年公私合營，照相館在冊員工也還只有70人。在這人數極少的隊伍中，人們很少知道他們的故事。在搜集洞庭南路歷史文化街區百年故事的過程中，我們從中擷取了幾朵浪花：
1945年日寇投降后，逃難回來的吳新庭在靠岳陽樓三醉亭恢復了“天然”照相館的營業。吳金元在仙梅亭的“金元”照相館也重新開業。1948年，原國民黨國防部長白崇禧一行軍政要員，來岳陽樓游覽后拍照合影。當年“天然”照相館的吳新庭支起老式相機座架，看著荷槍實彈和全副武裝的軍人，心里異常緊張，慌忙中將6寸膠片暗盒當作8寸暗盒使用。
當照片洗出來后，才發現底片小了，合影人群中兩邊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進去。當時吳新庭一家人嚇得差點跑路。隨后勤務兵拿照片，看見中間坐著的白崇禧等要員在其中，便匆匆拿著照片走了，幸免了一場災禍。
而“銀光”照相館的孫鳳池卻沒有這樣幸運。他在抗戰勝利前夕，為了養家糊口，背著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裝著簡易的照相洗相設備來到岳陽城里，慢慢積累開了一家“銀光”照相館。“文革”中，他不經意間說漏了一句話，讓人知道他在武漢黃鶴樓照相館做學徒時曾給前來游覽的蔣介石拍過一張照片。被人揭發后當即被審查關押，送到農場監督勞動半年之久。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岳陽照相館從業人員主要是汪氏家族，有汪繼真、汪繼成、汪潔吾、汪慎吾等。而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岳陽城區照相館吳、孫兩姓幾乎占了半壁河山。當年照相行業公私合營時入冊的只有70人，而吳家和孫家子孫后代從業者眾多，如吳新庭、吳金元、吳繼昌、孫鳳池、孫建民、孫建麗等，稱得上是照相世家。那個年代，照相業作為一門技術活、經驗活，拍照講究用光和角度，沖洗須經多道復雜工序。入行照相技術工種需要3年學徒期，照相業的攝影師、暗室師、整修師（修版）、著色（彩色）師等都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因此過去的照相從業人員多系家傳。后來岳陽城區照相業納入國營，在商業系統屬于特種行業。
“天然”照相館吳繼昌老師傅，練就一手修底片絕活，全憑一雙巧手，用簡單的鉛筆、毛筆、修復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輪廓。尤其是顧客照相時眼睛眨了，他能在底片上修復好，避免顧客重新照相。
在老一輩照相館師傅中出現了一大批照相高手，他們為顧客拍攝的各種人物照片，有的被作為樣板展在櫥窗里，成為當時除電影、戲劇之外岳陽城頭唯一的“街頭文化”，也成就了不少愛情佳話。如當時一位“姊妹理發店”的女理發師，因面容姣好被拍成模特展示在照相館的櫥窗內，引來不少追求者，不久這位“理發西施”就被巴陵戲劇團的一位名角追求。還有從羊叉街“容華”照相館調到“岳陽樓”照相館的戴陽生為當年下放君山茶場的女知青謝元元拍了一張英姿颯爽的女民兵形象展在櫥窗內。60多年過去了，人們仍對這張英姿颯爽的照片記憶猶新。
光與影凝結成的時光印記
從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時代的發展，岳陽國有照相行業逐漸衰退。原“旭日”照相館老員工文光楚成為行業第一個敢吃螃蟹的開拓者，他獨自跳出國營行業，干起個體照相。之后開設“青春”和“巴黎”照相館，在岳陽城區名噪一時。接著，曾當過攝影公司一把手的陳漢湘也在南湖大道開辦了一家“迎賓”攝影社，憑著他高超的攝影技術贏得社會各界的高度贊揚，連市里每次重大的領導接待活動都是安排他擔負集體合影任務。
隨著市場全面放開、科技進步和數碼攝像技術的飛速發展，照相行業的門檻不斷降低，便利的小型數碼照相館出現在街頭巷尾，尤其是手機照相功能的普及，使得傳統的國營照相館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市場化。2010年，全市商業系統原有企業與人員實行全體改制，目前僅南正街“旭日”照相館還保留這塊招牌，由全市照相行業第一個加入黨組織的女共產黨員、國有攝影公司最后一任黨支部書記孫建麗延續岳陽照相業百年來的經營業務。孫建麗16歲就繼承老父親孫鳳池和兄長的事業加入照相館工作，從事過照相、洗相、放相、修相、修底片、彩擴等工作，是個傳統照相館的“全褂子”。她在國有攝影公司所有員工得到安置后成為“旭日”照相館的最后一名值守者。今年68歲的她不管刮風下雨，每天一早堅持打開店門迎接顧客，此舉既照顧了幾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結，也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歷史文化印證，樓上還保存著幾代人用過的照相器材。
過去百年，汪繼真、汪慎吾、吳新庭、吳金元、孫鳳池、孫建民、方繼建、楊建君、嚴望開等照相行業的前輩們用光和影為千千萬萬的顧客和他們的家庭留下了難忘的記憶，那一張張用雙手拍攝洗印的照片在人們心中凝結成永不褪色的時光印記！
